《沈寂口述历史》上海市文史研究馆

编辑:千味书屋 来源: 九零文学网 时间: 2019-01-31 10:36:38 阅读: 741次
《沈寂口述历史》上海市文史研究馆

基本信息

书名:《沈寂口述历史》
丛书名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口述历史丛书
作者上海市文史研究馆
(作者)
出版社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时间:第1版(2015年10月1日)
页数:293页
语种:简体中文
开本:16
ISBN:9787545811483
ASIN:B018G3UNWC
版权:上海人民出版社

编辑推荐

葛昆元撰稿的《沈寂口述历史(精)》为上海文史研究馆策划的“口述历史丛书”中的一本,采取口述、整理的方式,展现个人的历史。著名作家、编剧沈寂的一生跌宕起伏,孩童时因家庭关联遭绑票。以后在白色恐怖笼罩下,他曾转到苏南加入新四军。在大学读书时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关进日本宪兵队上刑罚。后来他写小说、编刊物,结识了当时活跃于上海文坛的柯灵、张爱玲、徐訏等不少作家,亦熟悉商贾巨富如黄金荣、杜月笙、哈同等“大亨”、“大班”,成了如今写老上海人物的行家里手。全篇通过一个个故事和经历,展示其充满戏剧色彩的一生。




作者简介

沈寂,著名作家、编剧、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目录

编撰说明
一、父亲曾资助蒋介石南下广州
二、土匪太保阿书绑架了我
三、虞洽卿开“后门”让我上小学
四、“八一三”炮声惊醒了我
五、我和王孝和成了同学
六、在新四军当兵四个月
七、危急中谭震林命我骑他的马撤退
八、潜回上海的山路上遇到了日本兵
九、在18路电车上,我将药品交给了接头人
十、我和王殊一起选修莎士比亚戏剧
十一、柯灵引导我步入文学殿堂
十二、订婚夜我被抓进了日本宪兵队
十三、夏丐尊在日军监狱中绝食
十四、日军监狱里的暴行与善良
十五、犹太人罕斯冒险掩护了我
十六、李登辉校长让我坐在教室门口旁听
十七、我当面批评张爱玲的小说人物心理变态
十八、我出钱办了最后一期《万象》
十九、“抗战胜利了!”
二十、我一怒之下“炒”了《辛报》
二十一、施济美七年写假信“欺骗”准公婆
二十二、差点和刘以鬯先生打官司
二十三、我写寓言小说讽刺蒋介石
二十四、婉拒蒋经国的办报邀请
二十五、舒适将我的剧本推荐给“长城”
二十六、我当上了永华公司的编剧
二十七、岳枫导演了我的《狂风之夜》
二十八、马徐维邦的“吃耳光精神”
二十九、客居香港的大亨和“冬皇”
三十、与刘琼等合拍《神鬼人》
三十一、冒险回上海探望病重的母亲
三十二、孙景璐为我付钱治牙病
三十三、徐讦想家时就看女儿的照片
三十四、亲眼目睹黄绍竑被刺
三十五、《狂流》激起市民的赈灾热情
三十六、胡蝶的大度与冤屈
三十七、孙瑜支持残疾青年朱石麟导演《自杀合同》
三十八、屡屡遭禁的《何日君再来》
三十九、我与“永华”老板的恩怨
四十、香港总督将我驱逐出境
四十一、我接连为香港写了两个剧本
四十二、舒绣文突然登门来看我
四十三、我被打人另册
四十四、沈浮:有趣的人,有趣的事
四十五、我参与创作的《双喜临门》风靡上海滩
四十六、瞿白音全力支持“五花社”创作组
四十七、我顶替上官云珠当了右派
四十八、吴永刚被打成右派有五条“罪状”
四十九、白沉夫妇养了一条“白眼狼”
五十、石挥含冤跳海自杀
五十一、我与马国亮一起劳动改造
五十二、我建议拍摄《三毛学生意》
五十三、我推荐曹雷在《金沙江畔》中演珠玛
五十四、在崇明搞“四清”的日子
五十五、“文革”的恶浪淹没了上影厂
五十六、我差一点跳黄浦江自杀
五十七、我用生命保证王殊没有写过“悔过书”
五十八、那些惨遭迫害的大导演和大演员
五十九、造反派将矛头指向周总理
六十、“五七”干校的海风很冷,很冷
六十一、工宣队将我清除出文艺队伍
六十二、我在光明化工厂当上了“红旗班长”
六十三、拍摄《珊瑚岛上的死光》一波三折
六十四、编辑《上影画报》遇到的几件怪事
六十五、我重操旧业,写出了一批人物传记
六十六、获得“杰出电影艺术家”的称号
附录沈寂年表
后记


经典语录及文摘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成立于1953年6月,首任馆长张元济先生由毛泽东主席提名、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亲聘。建馆六十余年来,上海市文史研究馆由历任市长共延聘近1200名馆员。馆员专业遍及文化历史、金石书画、新闻出版、教育学术、戏剧电影、传统医学、传统体育等多个领域,多以深邃造诣、杰出成就和一定的社会影响,成为专业翘楚乃至具有代表性的知名之士。他们在人生和事业道路上所经历蕴积的波澜起伏、经验见识和丰富阅历,是具有多重价值的宝贵的人文历史资源。
为了充分发掘文史馆馆员群体所特有的珍贵而丰厚的人文历史资源,保存历史记忆,记录时代风云,推动口述历史研究工作,上海市文史研究馆于2013年7月正式成立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口述历史研究中心。著名历史学家、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姜义华和熊月之先生联袂担任中心主任。中心成立后,即聘请沪上学有专长的十位文史学者担任特聘研究员,启动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口述历史丛书(以下简称丛书)编撰项目。为了保证丛书的整体质量,在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后,确定以下编撰原则:
一、丛书主要以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同时适当选取符合要求的馆外人士为访谈对象(即口述者)。
二、丛书恪守口述历史征集途经和开展过程的规范性。凡列选书目,概由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先根据相关原则选取访谈对象。征得同意后,由口述历史研究中心约聘的撰稿人拟定采访提纲,经中心审议和口述者认同后付诸实施。访谈结束后,由撰稿人在文字笔录对比录音、影像的基础上整理成文,最终由口述者本人修订定稿。
三、丛书注重口述历史区别于一般“自传”或“回忆录”的独特性。访谈范围涉及口述者家世、经历、事业、交往、见闻等多个方面,尤其重视本人在场或参与之所历、所见、所闻、所传、所思,具有历史价值却缺乏文字资料的内容。
四、丛书本着客观的态度保存口述者的记忆。由于认识水平和记忆偏差,其内容可能与事实有出入。撰稿人应对口述中出现的人、地、物名及时、空、事件等进行必要的核对,尽量减少常识性错误,必要时可加以注释论证,亦可视具体情况在正文后面附录口述者活动年表等相关资料。
五、丛书在整理成稿并交付出版时,除了部分内容因涉及敏感暂不公开,或不得已而有所技术处理外,应努力保持资料原貌,切忌依据主观价值标准任意删除或更改,以此体现对口述者、对口述历史的尊重,同时也给口述资料的使用者保留可供继续解读和分析考证的空间。
六、丛书按照以图辅文、以图证史的原则向口述者征集和选用图片,包括照片、书信、手稿、字画、实物摄影等各种形式的图像资料,基本要求是:图片题材应该与口述内容直接关联,图片质量应该达到刊用水准,图片说明应该以新闻报道原则来撰述,时间、地点、人物、主题,基本齐全。
我们热忱希望丛书的编撰出版能拓展史料搜集的范围,能丰富读者对历史的认知,也衷心希望大家对我们编撰工作中存在的疏漏或差错,不吝批评指正,以利于口述历史的健康发展。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
2015年6月

认识沈寂先生,还是在十多年前。那天,我去拜访他并向他约稿。之后,他陆续给我写来了三十多篇力作,都发表在《上海滩》杂志上。这期间,我只知道他是一位著名的高产作家,而对他的人生经历却知之甚少。
去年年初,上海市文史研究馆推荐我担任沈寂先生口述历史的撰稿人,在长达二十多次的访谈中,我逐渐了解了沈老非同寻常的人生经历,并逐渐认识到沈老是一位非同寻常的人。因为,我觉得在沈老身上有一种非同寻常的精神。
这种精神,就是五四运动给中国知识分子带来的思想解放,就是让数千年来跪倒在皇权面前的人们,挺直腰板,站立起来,开始有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因此,受五四运动影响的知识分子是中国有史以来最有朝气、最有血性、最有担当的一代人。
沈老就是这样的一位知识分子。
沈老出生时,“五四”运动刚过去五年,中国正处于风起云涌的大革命时代。到他上中学时,正值日寇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他亲眼目睹了八百壮士坚守四行仓库的拼死战斗,激发起他极大的抗日爱国热情:他组织同学一起出版抗日刊物,在校园内四处张贴,不怕被开除;继而,他瞒住母亲,悄悄离开上海,投笔从戎,参加新四军,投入血与火的战斗;而后,又奉命潜回上海,自掏腰包,为部队买了许多药品,交给地下交通线,送往根据地。与此同时,他还写了不少小说,揭露日寇的暴行。抗战胜利后,他又写寓言故事,讽刺蒋介石发动内战,推行假民主、真独裁行径的不得人心。建国以后,他在香港当编剧时,为了讨回拖欠的员工工资,他也是挺身而出,去与老板谈判。最后,被港督驱逐出境。
沈老的勇于担当给自己带来了许多磨难,但他从不屈服。抗战期间,他曾被上海日军宪兵队抓去,受尽酷刑,但他绝不吐实,保护了战友和同学。之后,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他被打入另册,不能当编剧,不能搞创作。反右时,又顶替别人当了右派;“文革”中,更是被扣上五大罪状,遭受批斗,关入“牛棚”,最后在五七干校中,被工宣队开除出文艺队伍,发配到工厂去劳动改造。十年动乱结束后,他创作的电影剧本和人物传记,以及编辑的《上影画报》还继续遭受到某些人的非议……,这一切磨难,都没有能摧毁他的意志。为此,他曾经对我说过:“人们常说,‘一人另册百事哀’。的确,我常有报国无门的痛苦。但是,我始终觉得对自己不幸的命运,哀痛、哀伤都可以,就是千万不能‘哀莫大于心死’!无论在怎样的困境中,都要有乐观精神。尽管我也曾有过心灰意懒、跳江自杀的念头,可是只要一想到我的家人,我的朋友,还有我一生痴迷的文学,我就能忍受一切苦难,就能在逆境中忍耐下去,甚至能忍痛度过最难熬的日子。”沈老的“三哀”、“三忍”真是将中国知识分子的坚忍精神推到了极致。经历过寒冬的人,更能感受到春天的温暖。沈老就是一位感情充沛,知恩图报的人。他每次说到自己的父母亲,都充满了感恩和歉疚之情。尤其是他说到,当年母亲因为听到自己被驱逐出香港而受惊去世时,当场流下了热泪;同样,当他在说到许多大导演、大明星的凄惨遭遇时,都会难受得说不出话来,泪水盈满了眼眶。
沈老对所有关心他、支持他的领导和亲友,心中都充满了感激。他高兴地告诉我,最近十多年来,他的文学作品得到了更多人的肯定。2009年11月,他被授予“杰出电影艺术家”的荣誉称号;前几年他被聘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后,赵雯副市长在沈祖炜馆长的陪同下,特地登门看望了他。去年,上海文史馆组织口述历史丛书出版工作,沈老被列入第一批名单。他感动地对我说:“赵副市长和上海文史馆对我真是关心,我非常感激。同时,我觉得上海文史馆组织出版这套口述史丛书是非常必要的,是一件大好事。这样可以抢救出许多珍贵的史料,给后人留下一份真实的历史。”
葛昆元
2015年7月10日

一、父亲曾资助蒋介石南下广州
我原姓汪,祖籍安徽歙县人。我看到族谱上记载,我们上代有人做过光禄大夫,还有一个文人叫汪藻,是南宋有名的文学家。汪姓在安徽是大姓,我父亲家是这个大家族里头的一脉。太平天国时候我的祖父移民到浙江奉化,其实就是逃难。离开徽州时,每一个人带了一块金砖。到了奉化,他们就用金砖,在奉化常昭村造了房子和祠堂。我父亲汪宝棠生于1882年,一家兄弟四个人,务农为生。我父亲六岁时就下地劳动了,放牛、割草,相当辛苦,生活很艰难。到十二岁时,他看到邻村青年到外地谋生,便也想到宁波去找活干,摆脱农村的艰苦生活。
父亲来到宁波找到一个打铁铺,跟师傅学打铁。我们家乡有旬俗话叫人生三大苦:撑船、打铁、磨豆腐。打铁师傅打的就是自己的心。一开始,我父亲当学徒,从十三岁做到十六岁。这三年里,他每天从早到夜地打铁,也没什么吃,零用钱也很少,空闲时候就算放假。一次,他在一家南货店里,看到家乡奉化的土菜,想买来吃时,碰到店里一个四十来岁的伙计,也是奉化人,姓王。他看到我父亲一个人孤苦伶仃,很可冷,就让他去他家里,烧点家乡菜给他吃。自此我父亲隔两三天就去他家。这个伙计,有两个男孩,一个女孩,大的是女儿叫梅香。我父亲一直去他家吃饭,不好意思,就想着为人家做点什么。有时,这个姓王的伙计,把南货店多余的东西拿出来做小生意,补贴家用,我父亲看到了就和他一起做。相处时间久了,我父亲看到他家大女儿蛮好,那女孩也喜欢他,就订婚了。父亲三年满师后,师傅让他再做三年。父亲觉得老做这个铁匠没出息,可又想不出自己除了打铁,还能做什么。这时,岳父对他说:“你和我女儿订婚了,应该有出息。我有个同乡在上海,你要不到上海去谋生吧。上海是黄金铺地,去上海的人都能发财。”
父亲觉得这是条出路,说走就走。他一个人乘小船到了上海后,岳父的朋友对他说,你没其他本事,就去做码头小工。经介绍到十六铺码头做了脚夫,即码头小工。做脚夫就是船到码头后,把船上的货卸上岸,当时都是一人掮或两人扛,把货送上岸。掮货上岸要走跳板,跳板一颠一颠很难走。一开始父亲走不好,一下子跌到江里,人跌到黄浦江不要紧,爬上来就是了,货跌到江里就要赔偿。货比人重要。黄浦江货运繁忙,脚夫每天都有活干。脚夫的活重,饭量大,父亲一顿能吃两大碗饭,一碗黄豆汤,汤里难得放几根肉丝,就算不错的了。脚夫一天劳动下来,发一根竹签,一根竹签可以吃两顿饭。住的是“滚地龙”,就在十六铺码头旁。如果船没到,就一天没事做。脚夫有帮口,都要抢生意。父亲的工头待人还算可以。所以,只要不怕苦,卖力干,勉强能糊口。父亲说,脚夫和种地两码事,种田用腰功,打铁用臂力,脚夫用肩功。 大船卸货后,有的还要用小船把货物运到浦东去。十六铺到浦东来回一个时辰,每条船上两个人。如果哪天有船缺船夫,父亲就顶上去摇船。他们大多数运的是棉花。
后来,父亲的一个朋友,在苏州河垃圾桥当工头,那边货物多,比较I亡,缺人手。他让父亲到苏州河去装货物,一天要装很多,挣的钱也多,父亲就在那里干了,活主要是把棉花打包后送到英国怡和纱厂、日本三井洋行和中国纱厂去,每包棉花有两百斤,很重。这样他干了五年苦工,老板看他干活卖力,为人老实,就提拔他做了工头。另外一个工头,姓王,是奉化王溆浦人,大同乡。他对我父亲说:“我们两个人都做工头,合起来就是大工头。”父亲觉得有道理,就两人合起来做大工头,做了几年。虽然,他剥削人家,但他对大家蛮好,大家也就对他好。但时间一长,他觉得做工头虽省力,却责任重又赚不了大钱,不如做商人。他认为,自己人头熟门路多,可以做棉花商人,便开了一爿裕丰棉花号,到浦东高桥、崇明等地设立收购站(旧称放“庄口”),收购棉农的棉花,打包卖给纱厂。这些纱厂他都认识的。他这时在上海无家,晚上无处睡觉,就睡在上海最大的宁波会馆四明公所。不久,结识了叶澄衷、虞洽卿等人。后来生意做得比较大了,就加入了宁波同乡会,认识了更多的人,生意也做得越来越兴旺。当时上海做棉花的商人不少,论实力父亲排到第三位。
父亲还在做工头时,回老家跟梅香结了婚。结婚后,他要贴补岳父家钱,直到两个老人去世。梅香有两个弟弟,小弟弟,叫王鲲。梅香对我父亲说,这个小弟弟要培养,要让他读书。父亲答应了。妻子梅香生了一个女孩,也取名叫梅香。几年后,妻子梅香过世了,父亲托人带养女儿。谁知。不久女儿也病了,父亲赶回去,女儿死在父亲的怀抱里。他很难过,含泪对小舅子王鲲说,一定让你读书。王鲲读书蛮好,长大后到邮政局做事,认得一个叫王任叔的文化人,是同乡。每个月王鲲和王任叔到上海来办事时都到我家吃饭。那时,王任叔用笔名“巴人”写过一些支章,很有学问,父亲也知道,他要小舅子向王任叔学习。
几年下来,父亲生意越来越好。他已娶我母亲任氏,生有三女两男。他大生意要做,小生意也不放过。虽然此刻他已经是个很有钱的商人了,家中已雇用了车夫、厨师,另有三个佣人。但他仍注意开拓新业务,当他看到棉花打包用的麻布袋,运送棉花后有点破时,就关照工人不要扔了,拿回来修补一下还能有用。对那些实在破旧的布袋,他让人拆洗干净。大片的卖给工厂揩机器、擦汽车等。再小的布就卖给居民做抹布。为此,他索性在新闸路口(后门弄堂鸿福里)开了一家汪宝记花袋号,专做这个小生意。这新闸路的房子是44、46号,双开间。店招是请国民党元老谭延闽写的,花了8两黄金。楼上是住家,全家刚搬进去不久我就出生了。这时正是1924年阴历八月初四(9月2日),刚好是江浙战争爆发,双方开炮,打了三日三夜。因为我母亲身体不好,我又胎气不足,所以我一生下来就哭。外面开炮,里面哭,炮开了三日三夜,我哭了三日三夜。炮声一停,我就不哭了。我生下来时,父亲已四十三岁,老来得子,所以特别喜欢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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